文：望京一书生

编辑：望京一书生

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项旨在测试巴西哲学界成员的国籍偏见的实验结果。七所巴西大学哲学系的教职员工和研究生对欧洲和拉丁美洲作者的作品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法国人明显比巴西人更喜欢法国国籍。

然而，当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人与欧洲国家的人进行对比时，他们并不确定，这可能与参与者的学术背景有关。这些总体结果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巴西的学院哲学家对提出自己理论的巴西人持高度批评态度。

就像世界各地的大学一样，巴西的学术哲学明显被西方经典所主导，亚洲哲学被视为宗教，拉丁美洲哲学被视为缺乏质量，非洲哲学则不存在。显然，巴西学院派哲学家普遍认为，对西方经典的关注是完全合理和正当的；对非西方作者没有偏见或歧视。更具体地说，巴西学院派哲学家抗议说，他们对自己没有偏见。

总的来说，巴西学术界没有人配得上巴西哲学家这一称号，这一事实可以用一个显而易见的、务实的解释来证明：巴西还没有诞生一个值得思考的哲学家。

巴西学术界对巴西学者的歧视

然而，事情可能比这种完全理性的叙述所暗示的要复杂一点。以牛顿·达·科斯塔为例，他因在次协调逻辑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于世。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解释的那样，当他开始向巴西学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展示他的想法时，“每个人都会说我疯了，每个人”他的一个讲座甚至被取消了，因为圣保罗大学的一群人认为次协调逻辑是愚蠢的

换句话说，如果牛顿·达·科斯塔拥有不同的国籍，他的思想会受到巴西同行的更好对待吗？巴西学术界是否容易偏向欧洲思想家，歧视本国原创思想家？

在本文中，我们描述并讨论了一个实验，该实验旨在检验一个假设，即姓名的改变以及隐含的国籍改变是否会对巴西学术哲学家如何评估智力作品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结果有力地支持了牛顿·达·科斯塔是正确的观点：如果他是波兰人而不是巴西人，他的观点可能会更受巴西学院派哲学家的欢迎。然而，在我们开始实验之前，让我们先更详细地讨论一下巴西哲学界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在巴西的大学里有一小群被边缘化的学术哲学家，他们有一段时间一直认为巴西学术界对自己表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敌意。像胡里奥·坎哈达，奥斯瓦尔多·波查，贡萨洛·阿米霍斯，以及保罗·马古蒂认为巴西哲学界不相信其成员的智力，认为他们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处于从属地位。

相应地，巴西学院派哲学家允许自己和同龄人成为西方主流哲学家的评论者和解释者，但不发展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不追求自己的洞见，不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

牛顿清楚地指出了巴西思想家所面临的困难，包括体制上的困难:“因此，那些向所谓的欧洲文化优越感低头并谦逊地致力于撰写经典文本评论的研究人员受到了赞扬和尊重，而那些不低头并敢于阐述自己观点的研究人员……则受到了同行的强烈批评和不尊重，甚至因不值得考虑而被忽视。

当巴西哲学家敢于走出他们的角色，进行哲学思考时，他们立即被他们的同龄人视为既无知又傲慢。由于敢于发展自己的见解，他们被视为不仅犯了认知罪，也犯了道德罪。因此，人们应该远离他们，因为他们在判断上的错误以及他们有缺陷的性格。

然而，正如人们所料，巴西的学院哲学家一般不会把自己描绘成支持主流的西方哲学家，也不会对自己抱有偏见。如果牛顿·达·科斯塔的名字是牛顿·科斯托维斯克，他们就会听他的，这种想法在他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

没有人研究巴西哲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对巴西哲学家怀有敌意。相反，这仅仅是因为没有巴西哲学家，或者至少没有值得关注的巴西哲学家。巴西哲学界声称，他们不会因为所谓的偏见而将巴西作家排除在兴趣范围之外。尽管存在认知不公正的想法，但它认为自己将巴西作家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据称缺乏素质。

卡波尼和萨法特勒等作者并不反对这种琐碎的经验性评论，即巴西哲学界甚至懒得去阅读巴西哲学家的著作。然而，当人们着手找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时，困难就开始出现了。

到目前为止，最不受欢迎的假设是，巴西作家不被认同是因为歧视，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好的解释是，他们不被认同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水准。换句话说就是到目前为止，巴西还没有能够产生值得认真，专注，学术关注的哲学家。

此外，巴西学院派哲学家认为，他们没有通过殖民主义的镜头来看待自己。相反，他们足够理性和成熟，不会让自己被幼稚的民族主义考虑所左右。他们相信他们在有质量的地方看到质量。

巴西学者受到歧视的原因

我们如何确定巴西的思想家受到了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对待？他们真的因为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而被看不起吗？他们是否像那些不顺从地呆在自己性别范围内的人一样受到歧视？他们是否因为不尊重国际智力劳动分工而受到惩罚？国际智力劳动分工是否存在把产生思想的任务交给了发达国家，把消费思想的任务交给了发展中国家的嫌疑？还是说，所谓的巴西思想家实际上是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方式被对待的？

也许他们的作品和思想不被讨论仅仅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值得讨论，正如卡波尼所辩护的。也许巴西哲学界只是公正地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不让自己受到国籍问题的影响。

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然而，如果不首先解决上面提到的质量问题，就不可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这种观点，智力作品的质量评估是对所讨论作品的客观质量的直接、公正的反映。这些评估所谓的中立和客观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检验这种说法。在我们描述这个实验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它的设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考虑：智力劳动的国际分工可能会在我们的认知器官上留下深刻的痕迹，潜入并扭曲我们的推理模式，极大地损害我们以公正的方式进行一项非常基本的、基本的活动的能力，这项活动是所有学术实践的核心：阅读活动。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地缘政治中，国际将取得认知突破的任务归于发达国家，将跟上它们的任务归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将教学的任务归于前者，而将学习的任务归于后者。但是这些权力结构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呢？它们会影响推理的运作吗，或者说推理仍然是纯粹的和未被触及的吗？

为了测试由坎哈达、波查、阿米霍斯和马尔古蒂描绘的巴西哲学界的相当悲观的图景的有效性，一项旨在检测国籍偏见的调查在七所巴西大学进行。共有93名巴西哲学界成员、44名教员和49名研究生回答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评价简短的哲学文本，他们还被问及是否倾向于推荐他们出版。

在对评价进行的线性回归分析后，结果表明人们对法国人和巴西作者存在明显偏见。参与者给法国作者的平均分高出1.99分。在对感兴趣的子领域和研究领域进行调整后，法国作者仍然获得了1.92点的优势。当我们考虑参与者推荐全文发表的意愿时，我们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反应从强烈赞成、不确定和强烈反对不等，法国作者只收到了14%的退稿，相比之下，巴西作者的退稿率为41%。

我们还使用有序逻辑回归来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作者国籍之间的显著差异持续存在，巴西作者获得有利结果的可能性较小。虽然热衷于分析哲学的研究参与者比热衷于欧洲大陆哲学的参与者对法国作者更挑剔，但他们仍然更喜欢法国作者而不是巴西作者；但是，请注意，小样本量无法在这方面得出强有力的结论。

重要的是，这些结果并不允许得出巴西学院哲学家普遍对拉丁美洲哲学家有偏见的结论，只是他们对巴西哲学家有偏见。此外，无论年龄、性别、出生地、经济阶层、学术地位和兴趣领域，巴西学术哲学家显然更喜欢法国作家而不是巴西作家。

很难说哪种认知谓词的影响最大，因为只有当问题是复合的时，偏见效应才会出现，但原创性，尤其是可发表性，显然会推高数字。

根据巴西哲学界的想象，巴西思想家似乎只有两种完全有效的认知功能，记忆(存储信息的能力)和推理(分析和解释信息的能力)。只有来自北大西洋的思想家才被认为有能力创造信息。

从这一总体形象来看，巴西人确实非常适合评论的任务，他们能够而且确实在这方面表现出色。然而，这意味着，无论他们写什么，只有在他们没有原创性或创新性的情况下才是好的。他们写的东西只有在证明他们的谦逊和谦虚时才是好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们尊重国际秩序时才是好的，因为国际秩序赋予发达国家打开未知世界的任务，赋予发展中国家跟随它们的任务。

因此，指导巴西哲学界对自身的不言而喻的期望似乎是这样的:巴西人完全有能力写出生硬、枯燥的评论，但却不能发展出有独创性的想法，那些值得考虑、检验和可能吸收的想法。

事实上，如果他们根本不这样做，事情会容易得多尝试原则上做他们该做的事无能力的做的事。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发达国家的作者有权创造哲学，发展中国家的作者有权消费哲学。

笔者认为，西方文明及其所有的社会和认知等级已经上升到一个超验结构的地位。它的居民携带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坐标系统，这个系统逃脱了意识，默默地构建着他们的认知器官和认知实践，极大地扭曲了他们看待和判断世界和彼此的方式。

让占主导地位的心态来引导我们的思想流动肯定更容易。因为它总是在策划，从我们的良心深处，反对我们所有的努力，使它暴露出来，使它明确和可供批评。要研究哲学，我们必须与自己进行内心斗争。要研究哲学，我们必须挑战我们骨子里固有的含蓄和自动的联想。